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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起因  

2015-03-21 21:3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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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起因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号召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近15年。“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晚年对全国农村发出的号召,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回顾和研究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批语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也做出过贡献

一、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农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非常关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国家又不能以更多资金支持农业。正在这时,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以自力更生精神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改造成为“层层梯田米粮川”的事迹。一贯认为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很自然地认为大寨的事迹符合他的思想,符合党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决定在全国农村提倡大寨精神。

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起因 - 佳逸雅轩 - 静水深流,万物静观皆自得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宴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呢?

大寨这个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阳县,当时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成绩尤为突出。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加了批语,把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评价为“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的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实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是经过深思熟虑,并经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农村开展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很重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

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起因 - 佳逸雅轩 - 静水深流,万物静观皆自得

1964年1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毛泽东接见陈永贵邢燕子

附件:大寨战胜洪水灾害以及自力更生的事迹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
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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